中共湖北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19日召开
郭峰、孔涛和王靖一等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比较好地刻画了全国各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状况,这是一个年度指数,从2011年到2015年,具体分解到全国各个省、各个市和各个县。
然而对高利贷禁止最为坚决的,还要数伊斯兰教。但是如果换算成简单的年利率,利息则高达365%!问题的本质在于:把小额短期贷款利率换算成年利率,是否有实际意义?至少从借款人的角度看问题,其实际感受和承受的具体利息负担,是10%,而不是365%。
根据文献记载,罗马天主教会曾经屡次打击高利贷,惩罚措施极为严厉,包括被开除出教会。据统计,从1502年到1875年关于高利贷的书播、文章和相关史料就多达3000多件。他们不需要慈善式的资金补贴,而是像其他人一样,需要多元化的、方便快捷和可靠的融资产品与服务。例如关于破产清算中企业员工工资奖金是否优先于有担保的债权人问题。因为按照低于市场利率条件发放的信贷,往往被有钱有势的人截获。
比如,微型和小型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满足它们的融资需求从根本上有助于创造就业,减少失业。微型金融通过20多年的经验总结,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穷人是有资信,有能力借贷还钱的。第一,诉讼不仅费用繁杂,还费时费力。
将高利贷与剥削和超经济强制等同起来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才逐渐成为主流,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当时农村经济衰退,高利贷被当作导致农民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二是随着反封建运动的开展,高利贷被认为是封建剥削的手段(丁达,1930;王寅生,1937)。与丁海成同庄,素好没嫌隙。遗憾的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命案是双方暴力较量的结果,不是施暴程度本身,难以分别识别每一方的暴力模型。五、回归分析 下面对贷方死亡概率进行回归分析,如第二节所述,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来对遇害方属性(贷方死亡取1)进行回归分析。
采用反距离加权1的方法,我们将这120个观测站点的观测值插值到每个府。本文的立意在于利用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命案,重新认识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中借贷双方的关系。
在图2中,我们把借贷利率大于零的命案细分成三段。由于旱涝等级是以年来估算的,对于某个具体的命案,我们很难知道旱涝灾害是发生在命案之前还是之后。为了生存和互惠,他们会形成一系列道义原则,这些原则决定了人们的行为,目的是促进非货币化的互助互惠(在那里,高利贷当然违背道义原则)。而如彭凯翔等(2008)所述,民间借贷为数微小者颇多,当事人一般不愿直接走法律程序,即使诉讼,地方官也未必受理。
案发地点:债务纠纷的案发地点可能在借方家、贷方家,还可能是在路上、市场上或者田地里。而如果冲突发生在贷方家里,表4说明,贷方死亡的可能性也不一定减少。钟若浩要按日算利,当钱一千一百多文,小的只肯一本一利。刑科题本报告了1732年至1895年问各地债务命案的情形,包含冲突的起因、过程与结果等信息。
结论与超经济强制假说相反。当然,道义经济学忽视了一个事实:基于道义的管制将抑制资金的供给,最终会损害面对资金挑战的群体。
上述发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下的民间金融改革。不管是借方还是贷方,在冲突中,人数多的一方就会占优势,死亡的概率就低。
下文的分析表明,这一差异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果债务人违约越严重、向其讨债越困难,债权人越有可能通过暴力来惩罚债务人和强制执行合约。从而获得每个府每年的旱涝等级数据。表4的回归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下述信息。案例一到案例三是贷方被借方打死,案例四是贷方打死了借方。尤其是追还本利之类事项,即使在今天执行也不容易。
在这种激励不对称的情况下,对贷方的道义批判反而可能使贷方越难以收回债务,使借方更不愿意履行还债义务,也加剧高利贷的冲突,这一方面会减少有钱人的放贷意愿,减少资金供应,另一方面使借贷利率更高。那么,如果超经济强制假说成立,利率越高的债务冲突就越会导致债务人死亡。
因此,我们同时考虑了案发当年的旱涝灾害和案发年份前一年的旱涝灾害。我们对两次收集的数据分开进行了分析,发现基本趋势和结论都是一致的。
至二十日杨忠全身气绝死亡。一些案例中的凶手虽然当场杀人,但也是临时起意,均不至于以人命为债务纠纷中的策略性安排。
本文使用的命案数据分两次收集:第一次是根据题本题名中的债、欠、赊、利息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再找出其中包含利率信息(正利率或零利率)的题本,共得到1732-1895年的1035笔记录;第二次选择了1766—1775年、1836—1845年两个时期,这两段资料较完整、代表了清代前后两阶段,我们对这20年所有的借贷题本进行整理,共得到样本12025个,其中包含利率信息的样本为3776个。为了进一步分析旱涝灾害影响在南北方的差异,我们在表5里将数据分为北方和南方省份分别进行回归。5.相对于在借方和贷方家之外第三方场所发生的纠纷,如果冲突是在借方家,贷方死亡的概率更高。三、数据和变量 (一)刑科题本档案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清代内阁刑科题本档案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
当然,即便债务纠纷的两方无意造成人命案,其越主动地使用暴力,就越能加大失手杀害对方的概率。尽管法律规定可谓周全,但其执行,则未必切实。
不仅如此,当借贷利率较高时,利率管制政策可能会激励债务人使用暴力。这两种宽免都出自皇帝,操纵的余地很小,所以,即便存在这一可能性,凶手总的预期成本仍然是相当高昂的,远超过其实际获得的经济收益。
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借贷命案还是发生在普通农户之间,而不是发生于富豪对普通农民的放贷,阶级剥削和超经济强制假说的解释力即使存在,范围也会非常小。表2给出借贷命案样本的地理分布(以西南和北方最多)、信用方式分布(信用借贷占65.4%,而不动产抵押借贷只占2.7%)、案由分布(以索欠为主,占86.4%)、案发地点分布(有30%的冲突在借方家,一半以上在第三方场所)、到今天人们还对土地抵押借贷甚为担心,主要是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是土地抵押造成了土地往少数人手里集中。
嘉庆十七日十月初二日,小的向丁海成借钱一千二百文,先没讲定几分行利。它将历年的旱涝情况分为1—5等,分别表示涝、偏涝、正常、偏旱、旱。所以,陈志武等(2012)发现,在治理越有效、市场越发达、生活越富裕的地区,人们普遍的暴力倾向较低,命案率因此也较低。这再次表明即使贷方希望剥削借方,借方也不会轻易就范。
到二十七日,小的照三分利息算明,把本利交还。这时,债务人未必认为自己违约,他可能以暴力来维护自身权益并回敬债权人的追索。
这里,在借贷利率为0%到24%区间时,贷方与借方被打死的概率基本一样;在24%至36%利率区间,贷方死亡率约62%;而如果借贷利率超过36%,亦即人们通常定义的高利贷,那么,约80%的时候是贷方被打死。该图集收集了全国120个观测站点从1470年到2000年的旱涝等级数据。
这些限制之所以仍然存在,对高利贷成因的研究不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利率为正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利率越高,借方越会感到道义制高点,用暴力的倾向性会越强。